规章实施满两年需要继续实施规章所规定的行政措施的，应当提请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其常务委员会制定地方性法规。
郑春燕：《论城乡规划的司法审查路径——以涉及城乡规划案件的司法裁判文书为例》，《中外法学》2013年第4期，第805-807页。[47] 〔日〕兼子仁『行政行為の公定力理論第三版』（東京大学出版会、1971年）317頁。
[42] 详见王天华：《行政行为公定力概念的源流》，《当代法学》2010年第3期，第14-20页。只要没有特别的规定，只要不能承认所谓违法性的继承，那么，所有的行政行为（无效的情形除外），一旦错过起诉期间，便不能攻击其效果。日本最高法院认为，在建筑确认的撤销诉讼中，可以主张安全认定违法，并给出了以下二点理由：[38] （1）建筑确认中是否满足接道要件的判断与安全认定中有无安全障碍的判断，现在虽是不同机关依据各自权限进行，但原本却是一体进行的。法院认为，均未违法，予以维持。其理由在于，控制性详细规划的审批行为已经超过起诉期间，具有了确定的效力，但在对后续行为的诉讼中法院仍然允许对此行为的合法性进行争议，并在此基础上认定先行行为被诉的合法性要件瑕疵不成立。
[22]但在目前的实务中，并不承认规划的审批行为具有可诉性，并不承认制定控制性详细规划本身就是行政行为。（2）该法第7条之所以认可对收购计划提起异议、诉讼，只是在其违法时赋予行政厅纠正的机会，为所有者的权利保护打开方便之门，而不能说其目的在于，未采取异议、诉讼等程序，就失去了在收购处分的撤销诉讼中攻击其违法的机会。在宪法解释技术上，可将我国《宪法》33条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之规定作为概括性人权保障条款，对其中的人权涵义作出解释，从而将生育自由纳入宪法的保护范围，成为我国宪法上的未列举基本权利[20]。
(3)在怀孕后第24周到28周之后，胎儿具有母体外存活之可能性，政府可以为保护潜在的生命或者孕妇健康而采取包括禁止堕胎在内的措施来限制堕胎，除非堕胎是为了挽救孕妇生命。然而三阶段框架被诟病过于僵硬，误解了孕妇利益的性质，并在实际上过低权衡了州对潜在生命利益之保障[[5]]为落实公众和特定对象的刑事执法信息知情权，我国是否也应当设立相关制度来救济被侵犯的知情权，毕竟，法律文本粗略地设置责任承担方式而不赋予当事人权利救济途径，此时的权利还是略显苍白。对于公安机关管辖的案件受理范围、申请条件和法定程序、时限，以及当事人享有的权利、义务和监督救济渠道，部分群众表示曾因上述案件去公安机关办事，公安机关都有告知法定程序、时限以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义务和监督救济渠道。
（二）向社会公开的信息应当上网公开 大量的警务信息是面向社会公开的。公安机关刑事执法信息公开对象分为两部分：一是所有的社会成员。
……《行政诉讼法解释》第一条第二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下列行为不服提起诉讼的，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二）公安、国家安全等机关依照刑事诉讼法的明确授权实施的行为。《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规定人民法院不受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下列事项提起的诉讼：……（二）行政法规、规章或者行政机关制定、发布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如，公安部发布了长达8页，从1979年7月1日至2015年7月1日的政策法规，全部按照时间顺序排列，增加了信息需求人员的检索难度。截至日前，公安部公开颁行了三部规制警务公开的规范性文件：1999年《公安部关于在全国普遍实行警务公开制度的通知》（《警务公开制度》）、2005年公安部刑侦局《关于实行办案公开制度的通知》（《办案公开制度》）及2013年1月1日施行的《公安机关执法公开规定》（《执法公开规定》），有了上述规范性文件，警务公开前行的道路日益清晰。
[10]实践中，信息分类较为合理的是河南省公安厅、广东省公安厅，如，河南省公安厅将政策法规类信息分为消防管理、边防管理、刑事执法等十大类，信息需求人员按需检索即可，提高了检索效率。这一规定本身没有问题，但是，规定的内容并没有要求必须使用网络公开，公安机关可能选择自己认为便于公众知晓的方式，然而，无论最初使用何种方式，应当最后都形成网络文件或者音频、视频，以网络形式向社会公众公布。以广东省公安厅为例，其在官方网站上设置警事要闻、警方行动、警情通报、警方通缉等板块公布重大案件及警方行动，除此之外，广东省公安厅还借助新闻发布会、腾讯微博向公众公布个案查处情况等信息。[4] 如《执法公开规定》第八条、第九条、第十条规定了信息公开的内容。
另外，政务信息和人员信息也与司法公正有关。[3] 公安机关公开的立案信息分为格式信息与非格式信息。
[19]《执法公开规定》出台后，公安应当积极公开应当公开的信息，否则将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5] 《执法公开规定》第三十二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公安机关未按照本规定履行执法公开义务的，可以向该公安机关提出公开申请。
上述理由可能成为公安机关不公开刑事执法信息的重要依据。基于警务公开的目的主要是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本文将探讨范围限定为向社会公众公布警务信息。《执法公开规定》第十三条要求公安机关向社会公开执法信息，可以通过公安部公报、政府网站、新闻发布会，以及报刊、广播、电视等便于公众知晓的方式公布。《警务公开制度》十分笼统：违反警务公开规定，情节严重的，依照有关规定严肃处理。六、警务公开的完善建议 通过上文阐述，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我国警务公开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逐步向纵深推进，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善的警务公开体系，各级公安机关与公安干警普遍能遵章履行警务公开职责。刑事案件立案、破案、移送起诉等情况，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的种类和期限。
* 高一飞，1965年出生，湖南桃江人，西南政法大学诉讼法与司法改革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对于公安机关内设执法机构及其职能、窗口单位的办公地址、工作时间、联系方式、民警电话、警号、监督举报电话、举报投诉的方式、途径等信息，受调研群众表示进公安局就能看见，公安机关一般公布在显眼的地方，其中民警电话，群众表示一般都能打通电话找到人。
《办案公开制度》并没有列明刑事执法信息公开的监督方式。政务信息公开方式采取线上+线下模式，可以满足不同群体及时获取警务信息的需求。
群众也可以借助公示的信息便捷地找到解决问题的人员与部门，破解了问路无门的困局，是重大的惠民、便民举措。[7] 《行政诉讼法》与《行政诉讼法解释》也对刑事执法活动中的格式信息与非格式信息的不可诉性作出了规定。
在吸收和发展《立案公开制度》、《办案公开制度》合理内容的基础上，《执法公开规定》从信息公开主体、对象、内容、方式、时限、监督、责任、公开的例外等八个方面规范了警务公开的程序。三是警务公开的监督与责任。[16]还有一定比例的省级公安机关没有在官网上设置执法信息查询专栏，如海南省公安厅、广西壮族自治区公安厅。（一）人民群众对警务公开的评价 由于公安机关的工作和群众日常生活相关性大，交流比较多，公安机关和群众的联系最为密切，因此群众对公安机关的了解更为深入。
但《警务公开制度》强调向社会发布格式信息，向诉讼参与人告知非格式信息则没有提及。[4] （三）赋予公开义务以强制效力 保障《执法公开规定》的强制性。
同时，《执法公开规定》也规定应公布社会高度关注的重大案件信息及辖区的治安状况。三、对公安机关基本情况公开的评估 公安机关基本情况公开主要包括公安机关机构设置及领导人员、执法依据及办事程序、社会治安情况、警务工作纪律、队伍建设等基本信息的公开。
[11]从该板块的内容来看，先前更新的信息包括国务院、公安部、海南省政府发布涉及公安机关履职的规范性文件，近四年来，公安部发布了不少规章、规范性文件，海南省公安厅应当继续将这些政务信息依托官网及时发布。2015年2月15日，中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面深化公安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框架意见》，意见总结了深化公安改革的七个方面的主要任务、100多项改革措施，例如，完善执法权力运行机制，将警务公开改革向纵深推进。
除了谈论公安机关信息公开之外，受调研的群众提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规定的依法受过刑事处罚的人，在入伍、就业的时候，应当如实向有关单位报告自己曾受过刑事处罚，不得隐瞒。（一）法律文本的内容还应当更具操作性 细化《执法公开规定》，这是规范性文件能够顺利执行的前提。（三）总结 总的来说，群众对公安机关刑事执法信息的公开满意度高。公安机关和人民警察执法活动的原则、执法依据、办案程序、执法制度、工作制度和要求。
通过电话访问的形式，我们随机采访了湖南、广西、重庆等地的一线民警与检察官，部分受访者直言没有将执法信息主动告知受害人等特定对象，除非他们委托了代理人或者案件需要调解。第一，政务信息分类不足。
在刑事执法领域，侦查秘密原则也是阻碍我国执法信息适度公开的障碍，它被扩张解释为向被害人等诉讼参与主体隐藏侦查进展等情况。人民警察的职责、权利和义务。
通过群众座谈会及针对群众的调查问卷填表结果，我们了解到： 受调研的群众对公安机关信息公开的满意度很高，他们认为公安机关和群众联系最为紧密，近年来公安机关各方面工作都做得很好，工作态度值得表扬。（一）对警察政务信息公开的评估 公安机关公开政务信息的直接依据是《公安部政务公开规定》[8]与《警务公开制度》。